智利在中国也有治外法权?中国能成功废除智利特权仅是侥幸吗?

2021年6月19日,外籍黑人不成杀害中国女学生的事件冲上热搜,人们纷纷关注该案件后续和对其量刑,反映了今天中国人在涉外事件中的权利意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其重要标志就是治外法权,即外国人在中国犯案不归中国法律制裁,这成了中国最屈辱的标志。一战之后,中国国际地位抬高,中国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治外法权的弊病,随即开始了收复治外法权运动,但直到1924年叶清和案爆发,中国治外法权回收运动掀起高潮,中国在中智谈判中第一次取消了治外法权。

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中,中方交涉大臣和英国约定,“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案件,应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内民由内地惩办”,这可以看作中国法权丧失的第一步。战争后,最先获得治外法权的就是英、美、法三国。此后,瑞典挪威联合王国、俄、德(普鲁士)、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秘鲁、巴西、葡萄牙、日本、墨西哥、瑞士,相继取得书面上明确记载的治外法权。

治外法权的出现,使得近代中国丧失了司法独立,洋人在中国大地上成了一等公民,中洋犯案,同罪不同罚,中国司法进入了最屈辱、最黑暗的时代。但也有这样一类国家,即迫于形势,中国暂时含糊处理,不予书面记载,而是默认其持有治外法权的国家,代表就是智利。

智利是南美国家,在20世纪之前,中国和智利并没有建交,但中智人民已有交流,中国去往智利的人数远远大于智利来华的人数,可因为双方没建交,在智华人只能委托给美国公使监护。直到1915年中国和智利签署了《通好条约》,中智两国才算建交,此条约一度被诸多学者,比如大陆学者侯中军、台湾学者钱泰等,认为是“最早签订的平等条约”,可实际上这份文件中国没有明确给予但确实给予了智利治外法权,“(智利)享有同等之一切权利待遇,其他特许、免除之例均与其他最惠国之代表、领事等一律”。只是由于智利迟迟没有向中国派遣外交代表,所以智利没有行使治外法权。

首先,绝对不是因为中国畏惧智利的武力。其次,也不是中国急于和南美人民交朋友,因为20世纪初,古巴曾和中国谈及建交问题,古巴对华勒索治外法权,中国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二者不欢而散。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中国借一战之后民族企业大发展之际,有意向世界扩大中国的影响,推销中国产品。比如作为战败国的德国,1921年谈及中德再建交和通商问题之时,德国就放弃了书面上的治外法权,但中国含糊地默认了德国保有“其他最惠国的一切权利”,就是说德国名义上放弃了治外法权,但实际上还享有。德国先进,中国对德国有依赖;而中国对智利,则完全有可能是出于保护华侨和向智利推销中国产品的目的,才暂时含糊地默认了智利的治外法权。

1922年5月,美国曾向中国询问在华有治外法权的国家数量,18日中国外交部在给美国的回复中并没有提及智利,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废除智利治外法权的第一步。

那为什么中国敢于单方面否认智利的治外法权?最大的原因是受到中国国内收回国权运动的影响。收回国权最大的两个目标:一是收回税权,实现关税自主;二是收回法权,废止治外法权。中国国权收回运动开始于一战之后。巴黎和会上,中国曾幻想一举解决所有不平等条约,结果失败了;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又幻想与诸国就不平等条约中的单一问题达成协定,即所谓逐一解决,结果又失败了。此后,中国开始采取和单一国家商谈某一具体问题,即一对一解决。在这种背景下,智利作为小国就成了绝好的入手点。面对中国外交部在5月18日的声明,智利并没有反应,因为它在华没有外交官。直到叶清和案爆发,智利在华治外法权问题终于被提上日程。

1923年,智利为了推销智利出产的化肥,才派遣了第一个驻华领事亚西,驻地上海。叶清和,商人,20世纪20年代时家住上海公共租界,在1924年1月28日,他声称家中遭歹人掠夺,随即报案。

租界洋巡捕抓获了嫌疑人刘阿福,并在上海公廨待审。但在实际开庭中,叶的律师敌不过刘阿福的律师,最终在2月14日上海公廨以“此案不实”作为结果,宣布释放嫌疑人,案件注销。刘阿福则以无辜受冤为名,邀请日本律师反告叶清和,上海公廨受理,叶清和及其律师旋即声称叶清和有智利国籍,享有治外法权,上海公廨不能审判自己。

但3月4日,叶清和及其律师仍然到堂,上海公廨询问其入境证明,叶清和说证明在别的律师处,而参与上海公廨审理、代表中方的观察员斐斯则称智利在中国没有治外法权,此日审判:叶清和交保释金1000元,日后再行审理。

4月24日,法院再次审理此案,此时叶清和依旧宣称自己出生于智利,只是出于尊重才来公廨的。至此以叶清和案为导火索,中智开始就治外法权问题进行正面交涉,也拉开了中国成功收回治外法权的大幕。

叶清和案发生后,亚西坚持智利在华拥有治外法权,在4月他提议将叶清和案移交智利领事馆审判,公廨的列强领事团一度同意,这就意味着列强领事团认可智利有治外法权。此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再加上早在叶清和案发生之前的1923年,中国给亚西来华证书时,就已经声明了智利没有治外法权,所以在舆论层面甚至国际舆论层面,中国是占有优势的。最终领事团和亚西商议,改由智利派出陪审员。

7月9日,领事团再次承认了智利拥有治外法权。在上海直接和领事团交涉的中国代表许沅则再次指出,智利没有治外法权,并表示不承认智利的陪审员。但列强不允许啊,至此,在中国国内的收回智利治外法权的交涉以失败告终。

随后,中国外交部电告驻智利公使欧阳庚,直接和智利交涉。8月20日,智利政府放弃了在叶清和案中的管辖权,但没有放弃治外法权。

1925年5月,欧阳庚再次郑重向智利政府宣告,智利在华没有治外法权;智利政府则将亚西撤职,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情况(指智利领事干涉在华司法),实际上也承认了智利丧失在华的治外法权。此后中智两国不再就治外法权问题进行交涉,列强见智利已经是扶不起的阿斗,也就默认智利不再享有治外法权。中智围绕智利治外法权的交涉可以看作是中国彻底成功回收治外法权的第一幕。

都说一战中,中国回收了德国的在华特权,但实际得而复失,而中国对智利的交涉才是彻底回收治外法权的起点。智利忍痛“丧权”的背后,就是智利为了保住中国市场、向中国贩卖化肥,不忍彻底得罪中国人而做出的妥协,但不久后,智利国内就颁布了“排华新律”作为报复。中国之所以成功回收权利,自然有法律漏洞的原因,但智利比中国弱小也是重要原因。究其根本,要废除洋人在华特权,还要有相应的国家实力。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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